“领袖文胆”陈布雷之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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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,以心脏病突发逝世。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,仍处理文稿,一切如恒,就寝为时甚晚。昨晨,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,入室省视,见面色有异,急延医诊治,发现其脉搏已停,施以强心针无效……

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: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,以致常苦于失眠,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,有时于夜半醒来,再服数片,始能略睡,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。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,尚未见起床,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,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,急请医官陈广煜、熊凡救治,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,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……

对陈布雷的自杀,有人说他是“感激轻生,以死报国”,有人定论为“死有余辜,为蒋家王朝殉葬”,私下还有“殉葬”、“以死明志”、“死谏”等各种说法。

陈布雷,生于1890年11月15日,原名训恩,字彦及,号畏垒,浙江慈溪人,布雷是他的笔名,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(浙江大学前身),同年秋天入职上海《天铎报》,几年后到《商报》做编辑主任,在此期间,他以笔为剑,反对帝制,布雷先生是谁宣扬共和,积极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,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,受到中山先生、萧楚女等点赞,“锐利的笔锋,公正的态度,尽人民喉舌的职”成为报界翘楚。

1926年11月,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有“难言之隐”,急需一人代言,报业奇才陈布雷纳入法眼。当嘴瘪唇翘、头发蓬松的书呆子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:“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,造成猛虎出山之势,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……”完成了蒋介石“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”的答卷,又按蒋介石指示要点,奋笔疾书,一气呵成《告黄埔同学书》,自此成为“御笔”,与陈诚并称蒋介石的文胆武将,一生深受蒋介石的信任。

抗战时期,陈布雷用如椽之笔,写出多篇鼓舞抗日士气、激扬民族斗志的不朽篇章,蒋介石“如果战端一开,那就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演讲,顿时洛阳纸贵,振聋发聩、全国军民同仇敌忾、浴血抗战。

蒋介石指鹿为马,要陈布雷将西安事变中,张学良、杨虎城为抗日而“兵谏”诬为“弑君、篡权”,自己仓皇逃窜山后的狼狈美化成镇定自若。陈布雷绞尽脑汁最后交上了《西安半月记》“……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,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,爰检取当时日记,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,略纪其概,以代口述。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”。

事后,他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:“余今日之言论思想,不能自作主张。躯壳和灵魂,已渐为他人一体。人生皆有本能,孰能甘于此哉!”一个知识分子“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”的凄苦与无奈跃然纸上。

陈布雷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恪守民族主义立场,胸怀一颗爱憎分明、为人正直之心,因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一文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,正是在他的游说下,蒋介石才允许其回国。

解放战争中,蒋介石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,陈布雷多次对蒋介石进言进谏。所以周恩来总理曾托与陈布雷交谊至亲至深的翁泽永转言:“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,我们人钦佩;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,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。”

陈布雷政界浮沉21年,但仍未改变一介文人的迂腐,忠君思想根深蒂固,他恪守为臣之道,不贪不占、无派无系。一次重庆《新民报》的女记者问他属于中的哪一派系,陈回答道:“这个问题,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”,他追求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的“内外圣王”,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正如他自己所言“我心纯洁质直,除忠于我公子之外,毫无其他私心”。

危如累卵、大厦将倾,可党内却是派系林立,以邻为壑,不能瓶罄罍耻,“中朝大官老于事,讴知感激徒媕婀”,而蒋介石也难有所作为。陈布雷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与希望,自己武不能带兵打仗,文不能经济财政,面对的节节败退,深感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他在深深的自责,但他忘记了他只不过是一名秘书,是一名蒋介石意志的执行人员而己。

长期超负荷的工作,已是百病缠身,又身居政治中枢,心力交瘁,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,此时身心承受能力已达极限。

1941年11月16日,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,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25年纪念,他写了深情而真挚的信,送去了他的衷心祝愿,

“然自信文士生涯、书生心境,无不息息相通”,道出了虽身在政坛高层,但文人习性大致未改,对官场的那一套颇不适应,故内心并不舒畅。

抗战胜利后,达官贵人都忙大发国难财,但陈布雷却在为家人生计发愁,他在1945年10月14日记中写道:“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,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,且以币值降落之故,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。年力渐衰,乃感如此严重之经济压迫,询乎愚忠直道,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!”

“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,而且是大官,真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但从不搞特权,生活上清苦俭约,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,同部属同桌吃饭,衣着朴素,人所共见,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,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,配给他用的汽车,从不许家人使用……”

陈布雷自杀后,尸体“上身穿着糙米色卫生衫,两肘有碗口大的洞(长期伏案写作磨破的,平时被外衣罩住,从未看到过),内裤裤管塞在袜子里面,也验证了陶永标说法。

1943年10月,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、美、英三国首脑会议,副院长是孔祥熙代行院长职务,陈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,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。一天,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,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:“布雷先生,你身体不好,子女又多,负担重……”他谢绝了!

1948年11月11日上午,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,蒋介石一脸愠怒:“各单位互不接洽,互不配合,互相拆台,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前途丧失信心,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: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。在的门口竟问别人‘你有没有准备?’准备什么?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?……甚至有个别中坚,在此多事之秋,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、推诿的态度……”

数日前,蒋介石在办公室召见陈布雷,见他满脸疲惫,劝慰道:“布雷先生,时事艰难,需要你我同舟共济,过去,你是我的头脑、思想……我需要你尽快拿出一个‘战时体制’的方案来……”

面对秘书长吴鼎昌多次电话催促,陈布雷手揪头发:“这件事我不会办,请总统找别人做吧!”说完撂下电话。

陈布雷觉得,蒋介石讲话是针对他的,他感到对不起总统的信任,辜负了的重托。

看到南京道路两边成带的法国梧桐,在瑟瑟的秋雨中,疏枝残叶在苦苦挣扎……他回到湖南路住处,对陶永标说道:“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,任何客人不见,电话也不接,一切改日再说,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,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。”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:“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,让我安静些!”

陈布雷分别给蒋介石、副官、老友、家人留下了12份遗书,与其痛其陈痛,不如在遗书上寻找蛛丝马迹:

人生总有一死,死有重于泰山,有轻于鸿毛。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,虽不能是重于泰山,也还有些价值。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,积劳成疾而死,也还值得人一些可惜。

布雷追随二十年,受知深切,任何痛苦,均应承当,以期无负教诲。但今春以来,目睹耳闻,饱受刺激,入夏秋后,病象日增,神经极度衰弱,实已不堪勉强支持,值此最艰危之时期,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,与其偷生尸位,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,因而贻误公务,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,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。

该交待的交待完了,陈布雷拿起瓶中的安眠药服下,他安静地躺在床上,带着当年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豪情驾鹤去了。

11月13日上午,听到陈布雷死讯,蒋介石面色发白,随即取消了当天会议,当即和夫人宋美龄一起来到陈家,面对陈布雷遗容,默默无言,临走吩咐:“好好地料理后事,我派俞局长(军务局长俞济时)和陈局长(政务局长陈方)来帮助你们。

11月15日在南京中国殡仪馆,灵堂四壁素联,蒋介石的“当代完人”横幅悬挂正中,还有李宗仁“有笔如椽,谠论雄文惊一代;赤心谋国,渊谟忠荩炳千秋”,要员悉数到场致祭。

12月10日,按陈布雷生前遗愿,长眠在杭州南山九溪十八涧徐村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